預則立，不預則廢。預防是最好的保護。無論是人身安全，還是財產安全，最好的保護都是不出事、少出事、出事也是出小事。因此，必須高度注重預防工作。而中國的海外利益保護工作，重處置、輕預防的背后是處置能力弱而預防能力更弱。而且“從海外項目類型上看，中國目前的資本輸出，基本上還是以基建工程和資源開發為主，比如鐵路、港口、礦山、油氣開發等。這些大型工程項目具有投資大、工期長、風險高、回報率低的特點，項目的成敗與當地穩定的政治環境、安全環境密切相關。‘一帶一路’沿線的局部地區存在政局動蕩不穩、社會治安不靖、恐怖主義勢力活躍、政府管控能力薄弱等不利因素，在這些地區，中國企業開展‘一帶一路’建設所面臨的安全環境不容樂觀。‘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使得中國企業和資本全面暴露在各種海外風險之中，治安風險防范面臨的壓力隨之加大。”在這樣的情況下，危機預防的意義更加突出。

預防階段針對的是危機的潛伏期。這個階段中，危機還沒有爆發，但苗頭已經出現，造成危機的結構、問題已經形成，培育危機的“溫床”已經就緒。最成功的危機管理不在于危機形成和爆發以后的干預，而在于排除可能導致危機前的各種可能性，從根本上防止危機的形成、爆發，即“防患于未然”是最高的境界。如修建水庫大壩等重大工程一定要注意當地的地質結構情況；在當地雇工一定要注意宗教信仰情況。

預警內容應該包括：根據風險評估機構的評估而得出的東道國投資環境；對東道國可能發生的政府違約風險所采取的預防和控制手段；在風險評級后得出的海外投資企業經營管理建議。還可以獎勵和支持微信等更為便捷高效的預警傳播渠道。

1、切實加強對涉中國重點地區和國家的風險狀態的研究

從危機應對的角度來說，這是在分析危機的客觀環境。“一帶一路”涉及五大方向，其中絲綢之路經濟帶有三大走向，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有兩大走向，此外還涉及“六廊六路多國多港”。涉及國家、地域、文化的形態各異，需要突出重點。作為危機管理者，應該對其管理范圍內的政治、經濟、社會、自然等環境進行全面認識和客觀評估。

比如安全風險最嚴重的中東地區的研究。而埃及國內沖突主要源于各種武裝團體與政府武裝力量之間的矛盾與對抗。比如緬甸和泰國爆發了比該地區其它國家更多的武裝沖突和暴力沖突，而老撾、越南和柬埔寨則相對較為穩定。比如印度的武裝沖突事件主要集中在其與巴基斯坦有爭議的克什米爾地區，而巴基斯坦國內主要的武裝沖突集中在與阿富汗交界的地區、即塔利班活動較為活躍的地區。巴基斯坦雖然武裝沖突和暴力襲擊偏多，但是在南北兩端，即巴基斯坦北部靠近中國的地區和南部靠近阿拉伯海的瓜達爾港地區，呈現出平穩的態勢。巴基斯坦的國內主要是兩種沖突，一是巴基斯坦與印度的軍事沖突；二是國內武裝團體與強力部門之間沖突。國內武裝團體包括巴基斯坦塔利班、基地組織和俾路支省獨立組織等，其中巴基斯坦塔利班和基地組織南亞分支是其國內安全的主要威脅，俾路支系統的各種武裝力量雖然較為分散，但也對巴基斯坦國內安全造成了不小的影響。

中國對外投資及中國海外利益分布的相關國家和地區經常出現的風險類別有哪些？出現這些風險的規律有哪些？這是投資動議和項目審批過程中的重要參考內容。建設重點項目特別是戰略性項目啟動前，必須開展安全風險評估工作，作為項目決策和后續建設的依據。在確定存在風險的地區開展項目務必慎重進行。還要定期全面細化梳理境外建設安全風險，及時提出防范化解政策措施建議。

2、切實加強不同類型風險的應對策略研究

有風險不可怕，只要能夠有效地應對、規避或者化解，中國海外利益的安全就能夠得到有效地保障。比如應對政治危機和沖突的最好辦法就是做到事前的危機管控，事中的立場堅持以及事后的危機管理。在敘利亞危機上，中國一改以前在聯合國安理會被動投棄權票的次要角色，變成“主動投反對票，派外交官調解沖突”的大國，不斷強調敘利亞出現的人道主義危機，不僅是阿薩德政府的責任，也有反對派武裝分子的責任。在2016年以來的朝核危機中，中國在安理會也投票支持了制裁朝鮮的議案。

2011年11月，《中國企業海外政治風險防范指南》，明確要求企業應該加強員工管理，要制訂派出人員行為守則，規范駐外人員行為方式，引導和督促員工樹立良好文明形象，遵守當地法律法規，尊重當地風俗習慣；要嚴格執行高危國家和地區安全規定，員工外出必須經項目領導批準，并由專業安保人員或軍警護送，嚴禁私自外出；要建立外派員工緊急聯絡信息庫，包括員工國內親屬的姓名、關系、聯系方式等。應該進一步編制《境外中資企業和人員安全管理指南》，加大境外企業安保培訓力度，不斷提升企業和其它主體的境外安全防范和管理能力。

3、要促進境外企業等主體增強防范意識

如“跨國企業應該高度重視項目建設的社會影響及社會風險，并將社會風險管理有效嵌入到項目規劃、開發、建設、竣工及運營的各個階段，如在項目規劃階段需準確識別影響范圍內有戰略意義的社會要素，綜合制定流域開發的社會目標及社會規劃；在項目選擇階段，應具體評估項目影響范圍內的社會發展現狀和社會發展目標，依據社會承受能力和社會兼容程度調整選址及規模；在項目準備階段，重點關注非自愿移民、減緩貧困、少數民族發展、勞工保障、文化遺產、公共健康、公眾參與、反腐敗、信息公開與透明等社會風險高發高危領域，并制定減緩社會風險應對方案；在項目實施階段，應制定可核查的社會風險監測預警機制，定期動態評估項目帶來的正面及負面影響程度，預測社會風險發生概率及影響程度，根據行動計劃的效果調整完善社會風險應對方案；在項目竣工及運營階段，應持續監測項目影響群體及組織的發展狀況，評估社會目標實現程度，總結反饋社會風險管控效果。”從根源上避免危機發生、或者避免卷入危機、以及危機發生后盡量減少損失是最成功的危機管理。

4、建設風險與沖突專用數據庫

一要立足自身條件，建立符合實戰需要的專用數據庫。撤僑工作需要準確掌握當地工作、生活和旅游的中國公民的準確情況。應整合外交、商務、公安、國家安全、旅游和國有資產等管理部門和各省區市相關資源，逐步搭建中國公民、機構、境外企業、項目等信息共享平臺，建成海外利益專用數據庫，真正把《對外投資合作企業在外人員相關信息備案制度》落到實處，實現對中國公民和企業在境外特別是在高風險國家和地區的活動情況的全面掌握，實現對海外利益分布和變化情況的動態全面掌握。

二要借力相關部門和機構的作用，構建最大合力，比如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萬達軟件開發公司合作開發的“全球多語種信息監測與決策分析平臺項目”中就有“一帶一路”政治安全風險數據庫的相關內容。建立數據庫能夠為研究者和相關實務人員提供沖突事件中各個行為體和主要內容之間的關系網絡信息。

三要嘗試建立安全分析數據模型。建立數據庫的目標在建立預警與預測系統。一是體現目的性原則。建立國別風險評估指標體系時，要以該指標能夠全面反映該國的風險狀況為目的，選取的指標要能充分反映一國的國內安全、政治、經濟運行的基本情況。二是兼顧模型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首先指標數據要有較好的可得性，即選取的指標相關數據要容易從公開渠道獲得，這樣模型的真實性和有效性才能被認可；另一方面，要求指標要可以被較好的量化，這樣才能有較好的實踐效果。三是重要性與全面性相結合的原則。指標選取要全面、盡可能的覆蓋經濟活動。但并不是要求指標選取的數量越多越好，要突出重點，提高效率，同時盡量避免指標的重復。

【本文作者：陶滿成，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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